多样性是投资成功的关键, 智慧的投资者懂得, 过分依赖单一产品或公司是愚蠢之举, 甚至是危险之举。

彼得·查普曼在《香蕉：联合果品公司是如何塑造世界的》一书中指出, 香蕉已经成为中美洲很有问题的单一产品，同时也是快速无情的全球化的象征。在整个中美洲，各国政府都过于依赖香蕉,把它视为生活、经济利润、政治权力的支 柱；而这种情况与它们过分依赖跨国公司一起，导致了整个这个地区的经济停滞、贫穷和普遍不满。过分依赖于单一作物或某家公司削弱了竞争，也很难满足为创新 提供选择和机会的自由市场的需要。

由于能快速盈利并很容易创造工作岗位，有些国家受此诱惑而走上了这样一条路，但它们却 要受制于变化无常的需求。查普曼提醒我们注意，让少数几个人发财会阻碍其他的目标，其中包括教育、社区和社会发展。他详尽描述了以美国为基地的联合果品公 司的情况。该公司在中美洲经营，很少受到律令的约束——拒绝政府管制、剥削劳工、破坏环境，并在造就一系列繁荣的同时也给穷人带来了灾难性的萧条。当人们 面对这样的关系时，甚至就是嗅觉敏锐的决策者也只好举起双手，对这种查普曼称之为“完全资本主义式的无政府选择”感到无能为力，“这就叫做全球化。”

对查普曼来说，颇为遗憾的是，为了追求全面，他追踪了太多线索，但却没有撰写出一个好故事。他雄心勃勃地想把一个故事完整地展开（这种热带草本植物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生态），在两百页的书中充塞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和报道，结果，分析中的复杂性丢失了。

查普曼本应该更好地对少数几个操控权力的关键人物做一番深入分析。当然，在跨越一个多 世纪的故事中，任何读者都会挑选出不同的人物，并希望对他们有更详细的了解：巴西歌唱家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和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两者都对香蕉的推广贡献良多；杜勒斯兄弟，即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两者都在20世纪五十 年代把一些公司和国家当作棋子摆弄，在大众的心中深深地种下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进而达到他们更深层的政治目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两者都反对 古巴和危地马拉的腐败政权，进而发展成暴力革命。

但是如果书中的人物被减少，那就可能把一些知名度稍低、但经历却非常有趣的人物的故事删去，一如佛里德里克·乌普汉·亚当斯（Frederick Upham Adams）。对这些人物做概括性的处理乃是查普曼通病的写照，是对全球化所做的一边倒指责。

从亚当斯1914年出版的书可以见出，他是全球化的狂热信徒，他热情地赞扬香蕉，赞扬 规模经济，赞扬联合果品公司对中美洲农业的贡献。亚当斯的书反映了20世纪之交全球对香蕉产业的好奇心、信心和敬意，尽管该书书名咄咄逼人：《征服热带： 联合果品公司运作创新企业的故事》。

亚当斯描写了1876年他在世纪博览会上初次见到香蕉植株时的情景：“我在课本的插图 和学校周末读本上已经见过香蕉的照片，当时我从这些照片中得到了一种令人愉快但不够准确的信息（现在我知道了）：热带的土著人悠游自在，无所事事，整天游 逛在花丛中，并以香蕉为生。”遗憾的是，查普曼的陈述过于匆忙，竟漏掉了亚当斯提到的一句话，即他自己成年后也认识到年轻时的印象是不准确的。

过多的材料自然会迫使查普曼跳过一些例子和洞见。查普曼把美国政府在处理联合果品公司 时的失误与其对安然（Enron）这样的现代公司的处理做了很精彩的对比。亚当斯的书原本可以在这一领域提供更多素材，特别是关于对流行商品之低廉价格所 产生的各种威胁（而不是贪婪、不平等或者腐败）是如何变成众矢之的的方面。

消费者比企业更倾向于把价格作为首选，因此亚当斯提出，这便是世界的发展为什么是突进 式的原因，有时是创新性的突进，有时则是令人失望的挫折。“公众是一个神秘的实体，既受到尊重也受到非议，既令人害怕也受到抵制，然而当它发疯时，它总能 赢——当公众被唤醒时，它会发出声如洪雷的抗议。”亚当斯是这样描述公众对收取香蕉进口税议案的愤怒的。

消费者比企业更倾向于把价格作为首选，因此亚当斯提出，这便是世界的发展为什么是突进 式的原因，有时是创新性的突进，有时则是令人失望的挫折。“公众是一个神秘的实体，既受到尊重也受到非议，既令人害怕也受到抵制，然而当它发疯时，它总能 赢——当公众被唤醒时，它会发出声如洪雷的抗议。”亚当斯是这样描述公众对收取香蕉进口税议案的愤怒的。

查普曼并没有详尽描述的是，一个世纪前公众对于一种珍稀水果（产自遥远国家）的价格只 有产自城市仅几里外的苹果和梨子价格的五分之一的情况深感吃惊。但他提供了可靠有力的证据，表明香蕉这样一种单一作物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开发而变成了一种主 要的经济支柱和盈利来源（一种世界性商品），并把充满异国风情的香蕉变成水果店货架上的又一种普通商品。

查普曼提醒我们注意，跨国公司可以把最优秀的人才拢在自己的周围，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政 策，还有道德规范，但上述的条件并不能保证公司不会滥用权力。查普曼写道，“我们总是不断地使自己处于一种接受惊喜的境地。当我们知道别人已经把一个谎言 ‘推销’给我们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然后我们觉得非常尴尬，极力去遗忘，就像我们对联合果品公司做的那样。”

查普曼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信息是，政府和消费者不必放任跨国公司自行其事，去创造一种巨 大的全球势力，然后可以毫无阻拦地大行其道。查普曼指出：“今天，跨国势力的支持者有可能把我们全变成香蕉共和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甚至剥削者最终也 会变成被剥削者；当独裁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时，联合果品公司马上就和他们翻脸。当美国的执政者希望证明他们有能力惩治腐败时，联合果品公司又成了替罪羔羊。

查普曼简短地介绍了哥斯达黎加，认为它是一个能够抵制“香蕉共和国”命运的中美洲国家。它减少了贫困，改善了教育和法律，延长了预期寿命，并保护了四分一的土地，使其免于开发。

在一个全 球化的世界，人们比任何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去研究各种选项：是保护土地，还是要连绵几英里的、点缀着空洞无物招牌的商场；要枯燥工作，还是鼓励创新和进步的 工作场所。在进行选择时，企业和消费者都不应该忘记，同样是全球化的力量，既可以扩展市场和盈利，也可以推广改革的眼光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