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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面对挑战吗?

研究中国的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中国有了一队新的领导人,但谁都不要屏息期待大规模的改革。中国领导人清楚,腐败、增长速度放缓、民族不满、与邻国和贸易伙伴的关系紧张等带来的挑战,但是可能会发现很难解决这些问题。沈大为列举了新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四大制肘: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特别利益团体已经习惯了依赖在过去三十年中带来高速增长的策略和政策。国有企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对特殊利益集团来说,与过去割裂将是痛苦的事情。中国的出口需要移到价值链的高端,与创新和更高的教育标准齐头并进,但后者也可能导致对权威的质疑,以及抵销高涨的民族情绪,而民族情绪是管理这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的工具。可期待中国内部态度强硬的保守派将抵制任何改革。在给中国民众和国家外交关系带来明显改善这问题上,沈大伟并不乐观。——耶鲁全球

中国能面对挑战吗?

中国领导人知道,需要改革,但却为过去的成功策略所困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
耶鲁全球, 2012年11月21日
长长的问题清单:新的党总书记习近平(上);浙江愤怒的抗议者要求取消污染严重的石化工厂

 华盛顿:中国消除了所有悬疑,向国家和世界宣布了由习近平领导的新领导层。虽然共产党和中国军事委员会的精英都确定了,我们必须等到明年3月,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命国务院各部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才会明确知道,中国新贵的政策倾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们主要的挑战,猜测领导人们可能会如何回应。

关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国内外都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主要观点是,大幅放松国家和党的控制,给私人领域和市民社会有更多的空间,同时把资源导向刺激创新和减少社会不平等。具体而言,最紧迫的任务包括:

       重新定向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基础建设和补贴出口,转向以国内消费和创新推动的增长模式,强调知识经济和服务业;

       打破政府在几个领域的垄断,赋予市民社会权利,放松对媒体的管治,由此促进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创新型社会所需要的信息的自由流动;

       充分地把“公共产品”发给民众,包括健康医疗、环境保护、质量改善了的教育、退休金以及老龄人的看护,同时认真解决社会分层和不平等;

       把真正的法治制度化,以此抵销大量的腐败、犯罪率的上升、系统化地滥用特权和权力,促进市场经济的可预测功能;

       以积极的方式解决新疆西藏各民族之间尖锐的冲突,而不是依赖威胁和压制;

       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制度内,也要允许更大的政治多元化;

中国的邻国希望它的新领导人能够采取更兼容、不那么对抗性的姿态。

在外交领域,中国的邻国希望它能够采取更兼容、不那么对抗性的姿态,尤其是在海上领域争端问题上。北京还需要与美国合作,遏制目前关系中无处不在的战略性竞争和不信任。在世界其它地方,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商人式的国家,大量掠夺自然资源,投资战略性资产,中国跟这些地方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观念的消极影响。中国还需要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符合它在全球的权力和位置。

中国国内外都承认,这个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过去30年中实施的方案和政策所产生的回报正在减少,现在需要的是在本质上全新的方向和改革。

 “第五代”领导人会支持所需要的激进改革么?虽然人们总是希望新的领导人会带来崭新的观点和政策,有四个因素让我们把期待降低。

第一个是政治学上所说的“路径依赖”,国家对现行路径的上瘾。要改变国家政策大的方向非常困难,尤其是它的增长模式产生了像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经历的卓越的成就。这种增长模式不但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发展,还雇佣了数量庞大、技能相对底的劳动力。要改变这种模式,会带来大面积失业和劳动力抗议等的风险,这会给社会稳定和党的统治带来风险。

明确的是,中国无需抛弃出口型经济或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但需要对两者作出调整。它的出口构成需要移到价值链的高端。这要求把投资从“硬”基础设施投资转向“软”的:教育、科学、最前沿的技术、创新和文化创造性。中国要作出这些改变,需要的不仅是金融资源的转移;它还要放松对政治体制、媒体审查和市民社会的控制。在专制体制内,要建立“知识经济”完全不容易。

“第五代”领导人可能会带来新的视点,但在支持激进改革方面受到制肘。

这引出第二个制肘因素:苏联的阴影。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导致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解体的因素。最近,它十分紧张地观望和努力研究在欧亚大陆发生的“色彩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党害怕这些事件会在中国重演,它的观点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星火可以燎原。”他们害怕,就算只是迈出一小步,由此让政治体系向真正的多元化开放,赋予市民社会权利、放松媒体审查、在教育和研究中允许自由提问和批判性思考,或者让立法和司法系统独立于党的控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控制流失,为党的控制画上句号。在讨论和出版物中,许多党的知识分子承认改革是必需的,但共产党的保守派完全无意批准它们。

第三个障碍是制度化的利益。中国也许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但是它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政治。很自然,那些在体系中掌握着财富、资源、权力和特权的人不会自愿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情形下,如果攻击这些既得利益扭曲了体制,就相当于攻击了这个体制。中国共产党不会把自己给解体了。

核心问题是经济中的国有部分,依然占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30%。这包括国家对银行、能源、金融、国防、重工业、太空、通讯、以及大部分交通的垄断,还有党、国家和军队对大量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列宁在1917年要人们警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今的中国就是这样。这些既得利益,尤其是145,000家国有企业和120家国家拳头企业,不会自愿放弃它们的利益。

除了国家垄断,另外还有三家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限制了改革:军队、不断扩大的内部安全体制,以及共产党内部最主要的保守派。这三者加在一起,构成“铁三角”,它们影响力大,资源丰富,成功地主导了胡锦涛政府的下台。就算习近平和新的领导层希望放松或打破这些利益集团在中国实行的控制,他们也会面对严厉、无法踰越的反对。

中国要作出这些改变,需要的不仅是金融资源的转移。在专制体制内,要建立“知识经济”完全不容易。

阻碍改革中国与邻国和西方世界关系的第四个因素,是国内怨气冲天的爱国主义,还有根深蒂固的以受害人为重心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种话语是在过去六十多年里通过价值体系宣传和教育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的,决定着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但爱国主义也是造成中国与邻国、西方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中国需要放下心理包袱,真正地实现与亚洲和西方的关系正常化。但要这么做,会削弱党的合法性。

 由于这些障碍,加上问题和政策挑战的数量和复杂性,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是否会进行必需的改革,从而改善国内社会和外交关系,我并不乐观。因此,世界应该准备看到,社会问题在中国国内会变得更尖锐,中国与他国摩擦更多。

 

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政策项目”的主任和教授。他同时也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海外政策研究项目(th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Program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 DC)的高级客座研究员。他最近主编了《纠缠的巨人:美国与中国》(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 China),2012年出版。他还是《中国变得全球性:部分权力》(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2013年出版。点击此处阅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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