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全球旅程

伦敦：说全球化改变了世界，这是老生常谈了，对文学及其叙述者来说亦是如此。萨尔曼·拉 什迪和阿米塔夫·戈什这两位印度裔小说家尽管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这个词，然而他们或许最出色地描述了全球化所改变的人类生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拉 什迪和戈什无心插柳柳成荫，凭借几部有远见的小说，阐释了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的意义。他们在小说中赞扬了个人的存活本能，为其调节和改变自我的能力击节称 赏。

 

小说家常常从他们出生时所在的那一方滋润的水土走出来。但在他们设想的叙事中，他们总是 会以自己的经历来环环相扣地引导读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带领我们来到西班牙内战，来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黎，来到非洲的狩猎远征队或古巴的偷运；他的主人公可以是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短篇小说集《尼克·亚当斯故事集》的主人公——译者注）、杰克·巴恩斯（Jake Barnes，《太阳照常升起》的主人公——译者注）或者弗朗西斯·麦康伯（Francis Macomber，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主人公——译者注），但海明威的强势身份支配着叙事。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带我们来到巴拿马、刚果和越南，但强烈的天主教原罪的基调在他的笔下若隐若现。就相对晚近的小说而言，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唐·德里罗（Don DeLillo）书写了他们周遭的天地，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以工笔画般的手法向世人提供了对一个社会的精粹观察。在德里罗那里，各部小说捕捉了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冷战等全球现象，身处高位，以 美国的世界观俯瞰现实。他们并不关心，在没有边界的世界中，当人们穿越边境，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戈什和拉什迪则不然。

 

在计划创作的以“朱鹭号”（Ibis）商船命名的三部曲中——头两部小说现已面世——戈 什按年代顺序记录了这艘船的航行，讲述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庞大民族的故事，讲述了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为中心的庞大公司的故事，讲述了全球的鸦片贸易和契约劳工贸易，还讲述了全球化过程如何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两位小说家都把世界视为他们的画布，不顾及各种边界。戈什的小说处女作《理性之环》 （The Circle of Reason，1986年），是关于一个逃往北非的纺织工人的。在之后的一部非小说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In An Antique Land，1992年）中，他追溯了一个被贩卖给埃及商人的奴隶的故事，他大概是世上首位海外印度人。在另一部小说《玻璃宫殿》（Glass Palace，2000年）中，戈什通过一个成长为贸易商的年轻男孩的见闻叙述了上世纪的缅甸故事。眼下，戈什在《罂粟之海》（Sea of Poppies，2008年）和《烟河》（River of Smoke，2011年）两部力作中，把世界上一个角落的契约劳工与想要使中国一直沉迷于鸦片的城市贸易商联系起来；汹涌的经济浪潮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随波 起伏，而戈什重塑了这些人的英勇事迹，也重塑了这些人在此过程中如何塑造了语言和文化。

 

戈什广阔的视野是从社会最受压迫的人们的角度出发，这些人位于社会最底层，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适应新环境。

 

拉什迪不仅是孟买——这是印度最混杂的城市，也是他的出生地——最优秀的编年记述者，而且加深了我们对于移民以及人们如何调整和凯旋的理解。拉什迪对人类的精神、对超越界限者的勇气钦佩有加。他着迷于全球化的异质不均和异彩纷呈，但不愿被它湮没。

 

这两位小说家实际上都没有使用“全球化”一词；他们都没有声称全球化的一切后果都是积极的。混杂状态给单一文化社会带来的活跃生动与多姿多彩，让他俩欢欣鼓舞。

 

这两位小说家表明，各民族、国民及文化因为相互交织的生活而彼此关联起来。被浪潮所颠簸 的人是真实的人：戈什在“朱鹭号”系列小说中描写的贵族是个不期而遇的囚徒；拉什迪在《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年）中描写的宝莱坞（Bollywood，位于孟买的电影制作中心——译者注）明星在其乘坐的飞机被恐怖分子引爆后便实实在在地从 高空坠落。这些人坚守他们所降落的土地，构建他们自己称心如意的生活，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往往使当地文化变得丰富，也往往由于采撷周围的文化而让自 己发生一定的改变，但终究与周围的其他人不尽相同。

 

戈什和拉什迪都对影响其小说角色之生活的各种力量持批判态度。在戈什的三部曲中，以自由 放任和自由贸易为名发誓的公司，却坚持要求各通商口岸（the treaty ports）仅对本公司所属船舶开放，假如当地政府敢不服从便暴力相向。不可被测量或计算的东西没有价值；什么东西要是有价值，就能够成为贸易对象。戈什 无比震惊，他的笔下流露出对那些受历史事件影响的人们际遇的愤愤不平。在其它事关贸易的小说里，英雄人物常常是殖民者——我们不妨想想法雷尔（J.G. Farrell）的《新加坡控制》（The Singapore Grip，1978年），其中新加坡的多种族人口仅具有边缘地位，常常被视为外来者。拉什迪笔下的那些伦敦郊区的移民对当地人来说是外来者，然而他们所置 身的这座城市甚至都没察觉自己正被他们改变着，恰如《撒旦诗篇》中“一座可见却未被看见的城市”这一章所言。拉什迪由此道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

 

在《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1995年）和《佛罗伦萨妖女》（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2008年）中，拉什迪把他的读者带到了摩尔人的西班牙，与另外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如果说拉什迪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大杂烩状况或者移民如 何改变其所居住的世界拍手称快，戈什则谴责那个把人变成移民的过程是不人道的，质疑那不平等的均势。拉什迪笔下的角色有时，甚至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历史 ——我们不妨想一想《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年）中的萨利姆·西奈（Saleem Sinai），而戈什笔下的角色则是历史的旁观者、被抛弃者和牺牲者，但不被怜悯。

 

这两个人都挑战了英联邦的家长主义观点。戈什把他的小说从2001年度“英联邦作家奖” （the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的最终候选名单中拿掉，原因在于他觉得一个奖项若拒不承认联邦境内除英语之外的其它语言的价值，则有根深蒂固的缺陷。拉什迪本人在1984年 曾写道，并不存在什么“联邦文学”。

 

当然，这不意味着拉什迪和戈什必定认同彼此的世界观，而是要指出他们如何阐释了全球化的意义，并表明超越界限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举动。

 

在2002年度的“坦纳演说”（Tanner Lecture）开讲辞中，拉什迪反思了边境和边界如何塑造着我们，它们试图限制我们却又诱使我们穿越。那时他说，第一道边境是水的边缘，某种来自大洋的 生物在某个时刻从那里穿越并发现自己离开水也能呼吸，而没有像其它芸芸众生一样在呼吸困难中等死。“它们不过是碰巧学会如何爬行的鱼……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如此。”他还说，正是这种动力“驱使着哥伦布的舰队驶向世界的边缘，或驱使着拓荒者倾心于他们的篷车，阿姆斯特朗第一次月球行走的景象与地球上最初的 生命运动交相辉映。按照我们最深层的天性，我们都是穿越边境的存在物。”

 

拉什迪在另一篇讨论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的文章中提醒我们，一旦迈出了那一步就没有了回头路：“真相是，一旦我们离开了我们孩提的乐土……只拥有我们所携带的东西和所具有的品性，我们便明 白了红宝石拖鞋的真正秘密不是“不存在类似家的地方”，而是不再有家这么个地方：当然，除了奥兹国（Oz）中我们所建的家或者为我们所建的家：它是任何地 方，是一切地方，但偏偏不是我们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