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五年来最高的失业率和从除出口部门之外的美国经济要害部门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此次美国大选的背景就像是为了贸易保护主义能够轻松胜出而量身定做的。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两个经济衰退的重灾区已成为大选的决定性战场这一事实，使得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更难以避免拿反贸易作为说辞。当然，在权力的现实和责任面前，那种斩钉截铁的选举辞令很可能会被弱化。
举个新近的例子：在2000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西弗吉尼亚州通过下述承诺赢得了一场关键的选举；当时该州的钢铁业受到了外国竞争者的重创，而布什则承诺设置关税壁垒来保护它。三年之后，面对世贸组织的制裁，布什政府只能对此食言。但是竞选辞令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它为新政府的政策定下了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推翻的基调。
民主党在当前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反复提到的一种观点就是，一些公司将美国人的工作外包给外国人，而布什政府还用税收抵免来犒劳它们。这个论断引起了中西部诸州成千上万失业工人的共鸣，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简单。并不存在鼓励开展国外业务的“税收抵免制度”，但是美国税法却确实允许公司在其国外的所得回到美国之前可以延期缴纳这笔所得而应付的税款。实际上，这部法律的年纪比布什政府还要大。而且，尽管每隔一段时期一些公司都会因迟迟不把它们在国外的利润调回美国而遭到谴责，然而历届国会都未能修订这部税法。除了公司的说客们在美国国会的影响之外，未曾坚持对公司的国外所得进行征税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担心此举会迫使公司向国外迁移而致使总体税收的减少。高达35%的美国公司税税率已经是世界上最高者之一，而这使得其他一些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所提供的免税期和各种补贴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即使公司愿意为其国外所得提前缴纳税赋，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它们将一些业务转到外国去做，尤其是考虑到下述各种需求，即供应链生产的需要、低工资、接近市场以及更高利润率边际。正当民主党人不得不关注匹兹堡和底特律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蓝领选民们的当务之急（或者将失业问题归咎于现任政府）之时，外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这种不绝于耳的絮叨，既未能指出罪魁祸首又强化了这样一种荒诞的说法，即外国人应该为美国当前的问题负责。
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只能基于一种转型中的全球经济这一现实；在这种全球经济中，资本以史无前例的便利方式流向高利润率的地方，而生产则被以史无前例的便利方式转到低成本的地方，而这些都是贸易壁垒。 诸如中国和印度这类拥有大量技术工人的多人口国家的兴起为生产创造了各种机会并开放了各种市场，美国公司不会愚蠢到对其熟视无睹。许多工业工作从美国被转到了低工资国家而且可能不会再回到美国，而这些工作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进口货。但是，凭借正确的政策、优越的美国教育体制及其高产的劳动力，美国是能够爬升到产业链的高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客们谴责美国的工作机会外流时，一种反向的离岸外包也正在悄然进行。在与那些致使美国公司向国外转移的因素相同的因素的驱使下，许多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国公司也正在进入美国，雇佣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大众和菲亚特等欧洲主流汽车制造商以及德国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已经在各州政府的重大金融刺激政策的吸引下在美国设立了工厂。威普洛（Wipro）和萨蒂扬（Satyam）等IT技术服务公司已经在美国开设业务以便在更近的地方更好地服务客户。以前不断降低的集装箱运输成本是促使美国公司将工厂移至亚洲这个低工资生产区域的一个因素。现在愈来愈高的交通费用正在使一些工厂重新回到美国。贬值中的美元也使得美国工资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这个复杂的论证或许不会帮助政客们赢得经济衰退地区怨气冲天的公民们的选票。但是，要理解并着手处理一个相互勾连愈发紧密的世界中的新经济现实所带来的挑战，民主和共和两党就必须很明智地认识到什么才是如今的原动力：它就是全球化，笨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