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非常贫穷。当时，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在1978年已达到9.62亿，这对食品供应造成了巨大压力；平均热量摄入仅略高于最低生存需求，农村地区尤其如此；约2.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交通运输系统和基础设施极为原始；钢铁产量仍然很低。
        当时的中国落后于其东亚邻国——不仅落后于日本，也落后于韩国。(1)而最令中国难堪的是（中国）台湾的发展进步。在美国的支持和资金援助之下，岛内政府通过监督将864,583英亩公共和私人用地分配给217,653个家庭，并削减了租金。地主的财产损失通过获得国营公司的债券和股份得以补偿，他们中的某些人转而涉足商业，并向新的公司投资。(2)
        台湾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了工业产品、纺织品和化学品的出口商。随着其向制造业增值链的上游发展，在1964到1973年间，台湾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1%，小型和中型企业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这一发展速度虽然减慢但仍保持了7%的强势增长，此时的台湾已经能够不依靠美国的支援而自行发展了。它建立了现代的公路、铁路、水坝和电站；20年之内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一番；服务行业发展了起来；国外投资也涌入台湾。(3)
        政治上，蒋介石通过军事管制牢牢控制着权力，并支持大陆初来者对台湾原住民进行压迫。国民党的派系操纵确保了蒋经国在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继承了他的职位。新任统治者与蒋介石的遗孀保持着距离，并放宽了某些政策。他允许了由相关人员为基础组成的非官方反对派的存在。在1977年的选举中，由国民党以外的政党赢得的省议会席位从6%上升至27%，而在县议会和台北市议会的选举中这些政党获得了16%-20%的选票。(4)
        邓小平意识到，他必须拒绝海峡对岸的政治模式，因为这将导致中国在20世纪末实现全面的选举民主。然而，从台湾传来的经济讯号却是确定无疑的，正如地处珠江三角洲并毗邻广东的英国殖民地正蓬勃发展的香港所发出的讯息一样。在经历了文革和大跃进之后，继续坚持毛主义的经济学已经不可能了。
        在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是农村，那里集中了全国9.8亿人口中的7.95亿。 1976年，分配给每个农业公社成员的年平均现金比1973年减少了12%。农业产量已下降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工业产量则占二分之一。为了遏制农业产量的下滑，需要制定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更多的作物。安徽、河南、山东和四川等省推行了设立民营企业的做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得以承包土地，在按要求上交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并纳税之后，他们可以自行销售余下的所有产品。(5)
        为了推进农村改革，国家提高了农业开支，以便使来自农村的税收翻倍；在那些更适合种植其他作物（包括那些现款回报更高的作物）的地区，水稻和小麦的种植量减少了；草地变成了牧场；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提高了20%，而私人销售的粮食的官方价格则上涨了50%；植物油、肉类和鱼类的价格也有所提高。这一切都助长了通货膨胀，但这是新任领导人为了激活国家的心脏而乐于付出的代价。(6)
        过去，农民是由干部经营的大型公社或合作农场的成员，他们听从政治领导的命令，但可能对农业经营一无所知。现在，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技能来完善自身。这是自共产党早期的土地改革以来发生的最大变化，也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全部做法的正面批评。同时，这些做法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在一些地方，上述做法最初也遭到了抵制，而河北省的灾情也提醒着人们自然灾害如何能阻碍发展：1980年至1982年的大旱使农作物损失巨大，1400万人需要应急口粮，一些人甚至吃树皮维生。但是时至1984年，98%的农户已经接受并采纳了新制度。在一度是模范公社的山西大寨，一位女干部回忆了她过去是怎样阻挠人们售卖产品的，但现在“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养猪吃肉或卖钱，也可以缝制布老虎在市场上出售”。农村的进步产生了新的交通路线和运输方式，巴士路线打破了传统的村庄隔离，而农村火车站的站台上则堆放着等待运往市场的货物。农村的变化不仅发生在田间地头，医生、教师和律师也纷纷开展了农村业务。(7)
        中国的农业产量每年增长8到10个百分点，并于1984年创下丰收纪录。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每公顷2.5吨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公顷3.5吨。1978至1984年间，农村年平均收入增长了近18%。在农业大省广东，农村收入在1978年至1982年间增加了一倍，并在此后的6年中再次翻了一番。在大寨，上文提到的那名干部和她的丈夫购买了熊猫牌电视机，他们认为它是“神奇的声音和图像。(8)
        计件工资因文革时期的平均主义而被废除，现在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奖金也变得更加常见。低度就业的工人，特别是国营部门中低度就业的工人纷纷寻找第二职业以弥补他们收入的不足。为了补偿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后果，国家上调了城市居民工资。城市中的个体企业增多了，这些企业往往只有一个人或一对夫妇。为了吸纳250万待业的毕业生和返城知青，各种城市集体组织设立了起来，生产大到家具小到拉锁的一切物品，或是提供餐饮和服务。这些组织为其成员设定工资并分配税后利润。在湖南省省会长沙，2.3万中学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进入了这类组织。(9)
        在城市地区，单位制仍然存在，单位为其成员分配住房、工作任务和奖金。但国家也允许较大的劳动力流动，即使那些不愿失去其员工或不愿丧失对其员工进行支配的单位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可以扣留其在别处工作依法所需的档案来施加压力，但其他雇主完全可以聘用没有档案的人员，而不管规定是怎样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因为登记当地户籍的户口制度依法将人们束缚于他们的出生地。但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允许作为临时移民而流动——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估计共有1000万这类“非固定”工人，他们的权利少于国有企业的固定员工，但他们可以在新出现的和正在扩建的部门中寻求到就业机会。
尽管发生了上述的变化，但公共部门的工厂在当时仍占主导地位，而中共党委在工厂中具有最终决定权。正如1984年记录下来的一份官方文件所说的，“赋予企业决策权这个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如此，但国有企业已开始追求利润，并任命了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经理，尽管观察家们发现工厂的工作进度很慢，而且有许多人袖手旁观。工会，这个在1966至1973年间被解散的组织又重新设立了起来，但它却扮演着共产党的职能部门和管理者的角色——罢工权虽被载入宪法，但宪法同时规定，罢工绝对不能干扰生产。
城市逐渐摆脱了死气沉沉的状态。在北京，一个始于1980年的为期两年的计划建成了15万栋楼房。为了应对日益增大的交通量，北京市还建造了两条环形公路。消费主义也开始抬头。1980年，广告已经变得很常见。在中国的市场上可以买到外国货，尽管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海外华人也开始向大陆投资，并从体制中博得了爱国的美名。邓小平亲自主持了北京一家饭店的落成典礼，并为其霓虹招牌题字——该饭店是由香港的一位船运大亨营建的。而在南京，一个外资酒店在四周低矮建筑的环绕中拔地而起。(10)
        中国的市场也蓬勃发展了起来。1979年，北京在恶劣天气引起短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表明了事情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尽管公家商店的货架有一半是空的，但官方允许开放的13个市场上却堆满了售价较高的食品。前门地区排满了货摊，售卖各式各样的物品，包括瓷器、沙果、烤鸭、乐器、领章、色彩鲜艳的桌布，外加西方电影明星照和炫耀美腿的泳装美女照。
街头又出现了算命先生和假药贩子。天津的小贩变得闻名全国，因为他们一出现就会将商店里的衣服、鞋子和被褥扫荡一空，紧接着卖掉这些东西获利。在开封，一位西方游客前一次来中国还是在经济紧缩的毛主义时代，而现在，他则为路边出售的大堆新鲜蔬菜感到震惊，也为当地烟厂经理为最多产的工人发放奖金的方式感到震惊。(11)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了。随着阶级斗争的减弱，那些所谓的“走资派”和“大地主”得以重新融入社会。在城市里，家庭戒律减少了，而离婚案件的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上升了50%，达到了每1万人中就有46人离婚。一位北京的居民气愤地给报纸写信，指出有团伙在倒卖夹克、长裤、手表、照相机、自行车、黄金、货币，以及“裸女照和外国色情杂志”等。
作为英国驻华大使返回北京的帕西•柯利达（Percy Cradock）这样回忆他当时看到的场景：“时髦的青年男子身着T恤衫，头戴太阳镜，他们属于一个脱离了革命的新世界。女孩子们则穿上了高跟鞋和漂亮的连衣裙，烫卷发，化妆。甚至连解放军战士也脱下了毫无新意的军装，换上了饰有很多金色穗带的精致制服。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式舞蹈，也可以看到台湾人和香港人经营的餐馆和旅店，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机构为比较富裕的家庭提供厨师和保姆。”(12)
        从自行车轮胎、火柴到缝纫机和塑料鞋的一切物品仍然时常短缺，正如有人所说，中国的轻工业“就像驶入车站的一列火车，制造了大量噪音，但速度却非常缓慢”。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中心城市得到了最好的供给。奢侈品一般很难买到。妇女们穿的长袜是粗织的——大多数人穿的是短袜。最接近亮光杂志的东西——《中国画报》月刊——也是为外国人准备的。
        但是，由于中国试图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国家加强了对生育这个生活领域的干预。中国已经规定了较高的法定最低婚龄：女20岁，男22岁。而现在，生育也需要得到许可。人们可以做绝育手术，但是人口数量仍在上升。1979年，城市限制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而农村夫妇在生下第一胎五年以后可以生第二胎。城市中限制二胎的手段是一系列罚款和惩罚措施，也包括以毛时代的方式推行的广泛运动——开展一连串的宣传活动，并伴以“批斗会”批判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婴儿的父母，以及派遣医疗队实施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并装置避孕工具。(13)
        上述限制导致了中国家庭对生男孩的重视。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女孩尤其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女孩子不太适合在田间劳动，她们嫁到别人家，要侍奉的是婆家人，而不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对女婴进行人工流产和溺婴的现象大量增多。1981年，当中国人口达到10亿时，男女的比例是108.5：100。这一比例在1985年上升为111：100，而在1989年则上升为114：100。

(1) 我要向Robert Ash 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因为他提供了这些数据以及其他的农村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