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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综合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拿中国当大棒猛击总统奥巴马（上图）；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呈增长态势（下图） |
华盛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往往会出现如下景象：在野党在论及对华政策时会信誓旦旦地宣称，在上台后将会走一种新的强硬的路线；而执政党则会尽全力改善不尽人意的中美关系。米特·罗姆尼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这样写道：
“我们现在要终止奥巴马政府对那种令中国人获益颇多的单边安排的默许。我们需要用一种新颖且勇敢的方式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将所有的单边行动都摆上在我们控制下的谈判桌，以确保中国人遵守各种现存协定。但凡经过商的人都懂得，只有你愿意退出谈判，你才能赢得谈判。如果我们想要中国人按照规则办事，那么我们就必须愿意对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不利的关系说“到此为止”。
中国以前对此类言辞有所警惕，她现在不作任何举动，静待选举季节结束。1979年，罗纳德·里根指责吉米·卡特令台湾受辱，并许诺要改变与她的官方关系。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议提高对华关税以迫使“北京的屠夫”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虽然罗姆尼在这个秋天的言论着重于经济而非宏观策略或人权，但是他也发誓要对中美贸易关系加以同样大刀阔斧的修改。
在里根和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他们随即沮丧地得出结论——他们曾许诺的巨变将会是弊大于利，并且都悄悄地弃之不顾。
罗姆尼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会有所不同吗？或许会有不同，但是，如果中美贸易关系将产生真正的变化，那么导致变化发生的根源也很可能是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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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多事之秋。这种状态很可能无法避免，因为在中美关系周围充斥着错综复杂的棘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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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退后一步来看。三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多事之秋。这种状态很可能无法避免，因为在中美关系周围充斥着错综复杂的棘手难题：就台湾的地位问题达成的相互不喜的妥协、在朝鲜核计划问题上面合心不合的合作、对中国在海洋主权方面的强势主张的愈来愈多的担忧，再加上罗姆尼提出的侵犯知识产权和货币等问题，以及对于针对美国政府和商业公司的计算机的网络间谍和黑客行为的担忧。
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组织的一次题为“直面中美战略性不信任”的重要讨论中，中国学者王缉思（Wang Jisi）描述了一种中国政府和学界精英所持的心态，这种心态很容易将中美关系推入绝境。他描述了存在于北京的一种共识，或者说几近共识的观点，即如今的全球政治结构使得根本上的合作关系不太可能产生。
“美国的金融动荡、令人堪忧的赤字和失业率、缓慢的经济复苏和政治对立被视为一些昭示美国走向衰退的指示器。……在中国，人们坚信，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终极目的，就是维持其霸权和主导地位，华盛顿因此也将会全力阻止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实现她们的目标，提升她们的地位。”
如果王缉思的描述是准确的，也就是自信且多疑的中国精英认为，美国由于惧怕丧失权力，而必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阻止其实现目标，并据此作出决定，那么无论美国做出何种政策选择，中美关系的明天都很可能是乌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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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或许会认为，美国必然由于惧怕丧失权力而站在中国的对立面，阻止其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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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美国关于明年的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那么中美关系的明天则很可能很像过去的那二十年——相互猜忌却又相互合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在政策上的又争论不休。
今年夏天，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刚刚开展了一项主题为“美国的涉华言论”的深度研究。该研究表明，美国公众赞同一些主张“强硬立场”的一般性口号，但却对与中国发生冲突不感兴趣。该研究还发现，45%的美国人希望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但39%的美国人却认为奥巴马政府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与此类似，绝大多数美国公众，或者说，86%的美国人认为，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强硬“非常重要”或“具有一定重要性”，但更多的美国公众，或者说，88%的美国人却坚持主张与中国建立紧密的关系“非常重要”或“具有一定重要性”。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在并不很满意，但他们也绝非想要退出谈判。
实际上——尽管具有一个重大例外——在威胁要退出谈判之后，罗姆尼关于对华政策的具体提议不仅远未达到“新颖且勇敢”，而且也远未达到同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大相径庭。罗姆尼的竞选文件包括五大方面：
- 保证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征收反补贴税”；
- 许诺要增加美国海关（US Customs Service）审查进口商品的工作经费；
- 许诺要增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工作经费；
- 保证要“运用单边或多边惩罚措施去制止中国的不公平活动，”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何种措施，但似乎意指实施反倾销法；
- 终止美国政府从中国的物资采购活动，直到中国承诺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WTO’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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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反倾销税可能会引发真正的贸易战争，与其说这种预期 “勇敢”，不如说它“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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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上述措施听起来都是温和的、技术性，而且也的确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基本上都已经被奥巴马政府予以实现。通过将贸易争端提交WTO、提高部门预算以及由商务部提起贸易诉讼等方式展开快速的拉网式反倾销调查，这表明，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已经增加贸易执法人员，四年间在WTO提起了针对中国政策的八起诉讼，设置了39项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反补贴税，这个数字距离布什在其八年执政期间所设的50项并不遥远。
实质上，罗姆尼大部分的提议都是在许诺要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其中的例外是，罗姆尼的计划要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并且要对中国商品征收以一种重税，即全面“反补贴税”。
这基本上与克林顿当年的承诺如出一撤。1992年，克林顿许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关税地位。现在，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为3%。去年，美国从中国购买了约4000亿美元的商品。20%的反倾销税——这个数字与关于汇率失衡程度的普遍猜测相称——在面值上意味着大约800亿美元的罚金。这一数额大约是美国价值290亿美元的全国关税体系的三倍，完全足以引发一场真正的贸易战争，一次金融震荡以及一次与中国在更深远关系上的不可弥补的破裂。
与其说这种预期“勇敢”，不如说它“鲁莽”。最后，即便罗姆尼赢得大选，这套措施似乎也很难付诸实施——正如克林顿和里根在入主白宫之后重新考虑他们的竞选言论一样。
那么，观察者们，尤其是中国的观察者们，会将美国大选中关于中国的争论当作遭人厌弃的陈辞滥调而置之不理吗？答案是“不完全会”，因为勇敢却失策的承诺往往会使承诺人陷入丧失信誉并有损颜面的困境，而人们常常会做出错误判断。但是，观察者们至少应该会持怀疑态度。而且，如果中国学者王缉思是正确的，那么中美关系永久性破裂似乎更有可能是由于太平洋彼岸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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