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只是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地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更大的繁荣，那么这个政府就可能犯下大错。

        哥伦比亚大学商科教授阿马尔• 拜德在其书《冒险性经济：在一个联系更为密切的世界里，创新是怎样支撑繁荣的》的前言中指出：创新是支撑繁荣和应对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创新者设定全球市场的步调，追随者只能通过拷贝和调适来参与竞争。

        拜德承认，“给技术创新下定义的困难，显示了技术创新形式的多样性”。他认为很多政策制定者对于创新的定义过于狭窄。对拜德来说，创新远不止堆积高水平的产品、专利或高等学位，它还涵盖了普通工人发明的小技巧，也就是顾客和企业主常常视为当然的那些小发现。

        创新，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很难追寻的目标；对于一本书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把握、雄心勃勃的主题。然而，拜德成功地应对了这个挑战，他根据那些旨在实现创新性企业文化的策略类型而扩展了创新的定义。他得出结论认为：态度（尤其是激情）也许比减税或培训更为关键，因为无论是与个人的发达还是集体的繁荣相比较，好奇之心、利他主义、追求效率以及冒险意识都是更好的驱动力量。

        拜德消除了一些关于创新的普遍误解。他认为，博士学位持有者少一些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也就会少。后续的应用，而不是原初的发明，促进着繁荣和根本的社会变化。一个社会拥有较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利益。充满激情的移民（而不是高水平的研发人员）能增加就业机会，并提高国内科学人员和工程工人的工资。

        拜德论证说，国家并不要锁定那种争夺科技领导权的“赢者通吃”的竞争，因为任何一国在这方面的进展都会传播到其他的国家。

        科技民族主义者所做出各种排他性的努力——包括限制移民、限制服务交易或知识产权贸易——恰恰忽视了那个被拜德视为创新的主要驱动力的东西，而那就是用户要求新科技并且尝试新科技的意愿。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普通工作者在使用工具或实施操作过程时改造工具或改进操作方法的那些智慧，以及那些通过刻苦钻研科技书籍或者试错的办法来制造符合他们需要之产品的平凡百姓的那些智慧，都是无价之宝。拜德指出：“现代创新体系的显著特征之一便存在于许许多多愿意接受这些观念的个人和组织之中。”

        创新不止是高端研发。片面应对并大量投资某项挑战性的项目（比如登月项目），会减少其他领域的机会。中层或基层的创新者每天都在观察用户的需求并做出相应调整：增加零部件或者简化流程。

        虽然新技术和更佳的管理会减少一个国家所需的科学家数量，但是，拜德写道：“公共政策应该停止剥夺中层及下层发明者去酬劳上层发明者的做法。现代创新体系既复杂又难以把握，对它的正确评价并不会导致新的干涉，相反，正确的评价要求消除长期以来有利于高水平研发的偏见并采用水平较低的创新。”

        拜德比较了挪威和日本来说明“在发达国家经济中，服务部门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至少和信息产业研发新产品的能力一样重要。”挪威不是引领科技发展的国家，但却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力；日本虽然在信息技术方面投资力度很大并拥有众多专利，但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却非常缓慢。拜德得出结论认为：“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创新就必须得到有效且广泛的运用。”

拜德警告说，用开方子的方法去“提升”创新会弊大于利，因为并不存在一种靠得住的能产生创新型员工队伍的模式。“谷歌”起家于风险资本，而微软就不是；有些新产品或新发明产生于竞争和冲突，比如美国的登月工程，有些则不是，例如互联网。

        想在有关新技术的投资和政策上押宝——即预测下一个大事件——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明智的，因为对于将来的需求及环境，我们现在还知之甚少。拜德提醒我们说：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曾经指出，1991年所使用的产品及服务中仅有百分之三十和19世纪使用的那些产品和服务有类同之处。
创新常常围绕着替代，有时取代一些产品，但同时也创造新的需求。汽车的发明终结了马车，但电脑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铅笔、钢笔或电话的需求。

        创造并满足新的需求——即非破坏性的创新——将比突破性的产品提供更诱人的回报。他指出，“”只要新的需求机器正常运转，那么创新虽会减少工作，但是这台新的需求机器（通过有效地改善和扩大外包的机会）却会提供更多的回报。

        拜德仔细考虑了大学的价值和目的，他说大学可以“提升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以及与这种能力同样重要的信心。”学习如何学习以及对学习的热爱，不应该被当作陈腐的老生常谈而摈弃。更多的理科和工科文凭不一定产生更多的专利。相反，教育必须产生这样一种工作者：他们不畏惧艰险，敢于挑战公认的知识，思想开明，勇于改变。

        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政策时，企业和政府必须认识到正在展开的下述互动：教育与企业、生产厂家与用户、有效应用与市场开发。拜德提出：“现代的创新是由一个各要素相互连接而形成的体系支撑的，而不是靠各种因果要素的简单叠加支撑的。”

        贯穿全书的这个信息——即任何人都可以创新——令人鼓舞，经济低迷时期尤为需要。如果拜德的笔法再简练俏皮一些，从历史及他所研究的高增长企业中挑选一些引人入胜的奇闻轶事，指出风险资金所支持的公司间的区别，或许还可以匹配一些创新的案例与失去的机会，并聚焦创新故事中奇怪的自相矛盾之处，那么该书就完全可以成为一本畅销书。充满术语的学术文体可能会吓退一部分读者，但那些想搞清楚被称作创新的神秘过程之诸多层面的读者，他们是不会介意去爬梳那些发现、基础研究以及脚注的。

        对于拜德的读者来说，追寻创新在逻辑上的下一步便是认真钻研育儿经、早期教育项目、那些可以激发个体或者社区之好奇心与冒险精神的资源。

        但是拜德的这本书表明，那些以人们对移民、教育、竞争和工资的忧虑为基础的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拜德得出结论认为：“自满是危险的，但对虚假警报的神经质反应也可以造成真正的损害。今天的情形允许各国从其他国家的进步中受益，因此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一大好的形势和机会。”